11月12日，朱勤英等7名农妇收到了嘉兴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。决定书责令海宁市政府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，向这7位妇女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（11月17日《浙江法制报》）。
　　法治社会之本义，在于让每个公民在同一个法制框架下享受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，这也是社会机器能够运作的原动力。于持公权力者的行政伦理而言，选择信息公开，让公众能够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，则是政府保护公信力的必然选择。
　　我们早已摒弃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，朱勤英等7名农妇要求维护申请建房用地的公民权利，在法制伦理上是无可挑剔的。当这种权利被行政方面以各种理由回绝的时候，她们自然需要知道并探寻被拒绝的“真相”。无疑，政府审批的相关信息是能够解答疑问的，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为她们提供了维权的武器，从而使这起类似秋菊打官司般的维权案件迈进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。
　　不过，她们要求和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在这里，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某一级政府存在行政怠慢或懒政的情况，但是，面对新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，一些政府部门表现出的不适应是明显的。类似的情况还有。辽宁沈阳市民温洪祥向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和市政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了一份申请表，要求公开办公费、招待费等财务账目，而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相关负责人却说，政府部门财务信息极其敏感，难度极大（11月17日《人民日报》）。
　　其实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去年4月出台到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，在长达一年的实施准备期中，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做了一系列“准备活动”：确定主管部门和工作机构，建立各种信息公开工作机制，依法开辟政府信息公开场所，完善各种公开方式，编制公开目录和公开指南，建立相应部门，进行人员专业培训……可是现在看来，要让条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，一些政府部门在观念上还有不短的一段路要走。
　　现代法治社会，政府将行政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各类公共信息及时公开，是实现公共信息按序归类并被充分利用和监督的前提，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毋庸质疑。而公民意识的觉醒，也必然会对政府行政的公信力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如何通过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，督促行政自身的清白与阳光，避免路径走偏以保持公信力，不仅考验着行政者的法治水准和学习能力，更考验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勇气和智慧。